7年前的盛夏时节，我第一次“遭遇”任洪渊的文字。在一个聚会上，朋友将一叠打印文稿的复印件递给我。我展开它，并没有太经意。然而，在第一行文字闯入视线的最初一瞬，我蓦地震惊了，我几乎是“官能的”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受到一下狠狠的撞击：非常好，我13岁才有父亲，40岁才有母亲。大概没有什么情结或恨结束缚着我的童年。这是这篇题为《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的诗论的开头两句。我不必害怕，因为我没有母亲可恋，也不有父亲可弑。那么长久地，我连找都找不到他们，又有什么罪恶的恐惧需要逃避？一种漫过纸背的沉痛、深切，直逼人的心灵。你读下去，所有的文字都像一组组、一束束、一团团发光体一样涌现、涌动、涌流，具有一种钻石般穿透人心的力量。我必须承认，自己完全被这个文本所呈现的卓异境界“折服”了。从那之后，我成了任洪渊作品的热切关注者。
然而，他却不是那种盛产作品的文字生产者。从《找回女娲的语言》到这本《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将近十年的时间，他供奉给这个世纪的，却不过只有寥寥25万言，再加上近百首诗。这只不过是那些“先进生产者”们一年、甚至一个月的产量而已。7年前遭遇他的作品以后，我们陆续有了一些交往，这样我渐渐地也可以算上他的写作活动的一位旁观者。我能够作证，他的产量如此之低，绝不是由于懒惰，而是因为对待自己的文字，任洪渊一直持守着一种也许是过分严苛的态度。相当多的时日里，他只是如他自己“夫子自道”的那样，在众声喧哗之外进行着一种文化孤思。惟其如此，这也让他的作品秉有了一种沉实可信的质量。
用一种“学术化”的语言来总结，任洪渊在自己的精神活动中所试图解析的，是人类这个物种生命的、文化的、语言的命运。他体悟到，这种命运的基本属性是悲剧。人类幸运地、创世般地拥有了语言，但最终却沦入一场语言的苦役之中，从出生伊始我们就陷入语言的重重重压之下。在经史子集的随便哪一页上我们都仰望着同一座文字的星空。每一个古老的汉字都恒星般亮着，我们似乎再也移动不了一个词的位置和距离。作为一个生活于校园中的大学教师，他又从一个特殊的位置感受到这种悲剧的深切：我年复一年地看着永不凋谢的少女的红唇读着古老的经史子集里遥远的汉字，吃尽胭脂的汉字！这里才是一座真正的“红楼”，一部真正的《红楼梦》。他在自述中提到的这一感触，我猜想正是启动他精神活动的重大机缘之一。
他别具慧眼地把曹雪芹的《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抗争命运的书，一次类乎于天文运动中的“红移现象”，于是，我们在他的诗中和诗论中都得以领略那些撩动人心的内容——红移。红楼。青春了的字，绯色地升Y起。温润的雪（薛），芍药花瓣静静堆起的缭乱（史），泪花在黑眼睛里开到最灿（黛）。词语的曹雪芹运动。这一切绝美至极的存在，是在又是不在的，只是因了曹雪芹所构造的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语言运动、词语运动，这一切才得以存在、发生、运演。而在洞透这一切之后，任洪渊自己又意欲何为呢？——他试图开始自己的“语言的任洪渊运动”。
这显然是一个艰苦卓绝的目标。作为一个汉语写作者，要挣脱母语的层层缧绁，发出自己“原创性的”呼喊，这其间的障碍是何其之多！任洪渊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自己感受到的传统的重压形象化地譬喻为“墨写的黄河”——滋养我们的汉文明的历史长河同时也是一条由墨写的汉字所汇成的粘稠的巨河，我在汉字书写的墨色的黄河中。黄河流过。我的头身躯四肢，象形文字抽象的线，黑色的血触痛生命的边界，纵，横，成岸，空间升起，倾覆，崩溃的河，时间滚滚涌来，同时流向过去流向未来的同时淹没过去淹没未来的——我的墨色的黄河。汉语对我们的压迫不仅在于它体态庞大，而且还在于它的许多成份都已凝固僵硬衰老，名字无名。动词不动。形容词失去形容。数词无数。量词无量。连接词自缚于连结。前置词死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在任洪渊看来，今天的汉语诗人的使命就在于“给名词第一次命名”，“给动词第一动力”，“还原形容词的第一形容”……在汉语的重新创生中拯救汉语，同时也拯救我们自己。
